朗读
蒋风终其一生研究儿童文学，他一刻不停地默默探索，并尽自己的力量为青年学者的成长作出不懈的努力。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浙师大就被国内国际儿童文学界广泛关注，并被学界誉为儿童文学研究重镇。可以说，以蒋风为首的老一辈浙师大儿童文学团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韦苇在为蒋风百岁寿辰散文集《记忆深处留的几行脚印：蒋风散文选》一书作序时回顾了浙师大儿童文学草创期的艰辛历程，他这样写道：
儿童文学理论，只有具备前瞻眼光和超前意识的人，才会愿意在它上面投放时间和精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注儿童文学理论的人，仿如在荒漠上营造绿荫，其寂寞是可以想象的；但它的重要性又是不言而喻的。儿童文学研究若不能和儿童文学创作构成双轮、双翼的格局，那么儿童文学的发展必然处于“跛行”状态。儿童文学创作决然少不得与之匹配的理论支持和扶助。果然，70年代末，在注定要载入儿童文学史册的一次会议——庐山会议上，彼时的儿童文学精英们满怀激奋的心情，热烈憧憬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蒋风此前研究儿童文学十来年的业绩，在这个历史性大会上就得到了肯定和重视。受这次大会热烈气氛的鼓舞，蒋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从庐山归返浙江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立即信心满满，发力同时进行三项建设：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为儿童文学未来发展招兵买马，成立儿童文学研究室。因了他的呼号和奔走，这三项极富前瞻性的大事一一成为现实。不久后蒋先生就出版了他多年的学术研究心血——《儿童文学概论》，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空白。随着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力量的增强、儿童文学著作的陆续出版、儿童文学对外活动所产生影响的扩大，蒋先生在国内甚至国外声望日隆。
谁都知道，浙江师范大学作为全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名声在外，都是由于蒋先生擅于出“金点子”而连连创业成功。中国儿童文学自来无史，我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首次填补了这一空白，就因为蒋先生信任我，80年代初就敢安排我一个儿童文学底子还十分薄弱的人在全国儿童文学进修班上开设“外国儿童文学”课。我是学外语的，硬着头皮临时砌灶、临时烧火、临时找米下锅，终于白手起家，把世界儿童文学史的框架搭起来，打印出了四厚册讲义，史无前例地在我国开设了外国儿童文学课程。而后因为出版社提议，我把讲义完善成书，于是才有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算是“用一块砖头敲开了儿童文学大门”，还被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陈伯吹老先生称誉为“拔山、举鼎”“一木支大厦”。但是我心里始终明白，倘使不是当时蒋先生“异想天开”，冒险给我压担子，就不会有我学术生涯像样的开端。我这是想说，许多粗看与蒋先生无关的事，其实关键性的一环，就在于蒋先生在儿童文学事业上的将帅胆魄。
正如韦苇所言，蒋风为中国儿童文学做了大量工作，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筚路蓝缕。也正是因为蒋风，浙师大的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为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默默耕耘。近年来，尤其可喜的是，浙师大儿童文学成功获批为教育部交叉学科。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以更为积极、活跃的心态走出狭小的视野，跨入与其他学科的协作之中。
蒋风密切关注着学校儿童文学的发展，也经常力所能及地为年轻学者提供帮助。浙师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吴翔宇是浙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的负责人，在没有转向儿童文学研究之前，吴翔宇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的耕耘者。转向儿童文学研究后，因为要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史，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涉及了蒋风，吴翔宇与蒋风就慢慢熟悉了起来。特别是担任浙师大儿童文学的学科负责人以后，吴翔宇与蒋风的交集就越来越多。每次交谈，蒋风都会反复嘱咐吴翔宇要内外兼修，要打造浙师大这张来之不易的“金名片”必须努力奋斗，将其视为毕生功业来做。吴翔宇深受感动，在他看来，蒋风就像爱惜自己的羽毛那样珍爱着儿童文学，他的视野是开放的，格局是敞开的，并没有狭隘的个人名利及门户之见，而是一门心思“浸”在儿童文学的事业之中。
2021年，吴翔宇带着研究成果《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想请蒋风作序时，蒋风欣然接受。他觉得这是他专业范畴内的事，他觉得能为年轻人做点事情本身就是快乐的。
吴翔宇率领的团队在继承学校儿童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着力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研究、跨学科研究，在立足于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同时不断拓展学科间的对话，有效激活了儿童文学应有的开放性的品质。
看完书稿，蒋风十分感兴趣，他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经验意义非凡。站在现在的情境回望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可以欣喜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线索和逻辑，其作为一种文类的特征或作为一门学科的特性也是在这百年中被充分地展示出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特殊性也存在于整体文学的普遍性之中。如果不对其予以整体性的观照很多问题是无法解答的。譬如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儿童文学培育新人品格、儿童文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功能等问题，也有赖于在整体视野内的考察。
蒋风对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最值得点赞的就是在整体研究中没有孤立地讨论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性，而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格局中全面考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多元共生。这样一来，不仅赋予了儿童文学“现代化”的性质，而且也确立了其民族化的内涵。他相信这样的研究团队会形成更大的合力推动儿童文学发展，也希望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丰硕成果。
在与吴翔宇的交往中，蒋风还曾向吴翔宇提出，希望他组织编写一部《浙江儿童文学史》，蒋风一生前后八次编写修订中国儿童文学史，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浙江儿童文学一直是引领潮流的。作为土生土长的浙江人，蒋风对浙江这片土地怀有很深的感情，于是，他一直想有人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让他欣慰和感动的是，吴翔宇欣然应允，和他的博士生周莹瑶一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浙江儿童文学史》的编写任务，在该书的结构安排上，吴翔宇和周莹瑶的想法是用单个作家来透析整个浙江儿童文学史，遵循的是以个案来反映社会结构的学理逻辑。这样的结构安排，对于单个作家而言，就不用担心因史的分期而衍生的条块分割，这样就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整个人”的研究。
书稿编写完成后，吴翔宇再次找到蒋风，希望他为《浙江儿童文学史》作序，蒋风仍然像第一次为吴翔宇作序时一样，欣然答应。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表示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他在《浙江儿童文学史》的序中写道：不谦虚地说，浙江师范大学有着儿童文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在文学史的编撰方面尤其是走在前列的。翔宇教授2021年获批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就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构儿童文学史要落到实处，除了打通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壁垒外，将区域儿童文学史与中国儿童文学史进行有效的贯通也非常有必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浙江的山水生成了浙江的文化和精神，而在儿童文学上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儿童文学史》是有“浙江”印记的，但不管这种印记多么独特，它依然是中国的、民族的。有此认识，才能深刻地体认到浙江儿童文学史中流淌的中国气象。
蒋风称赞《浙江儿童文学史》看似是单个浙江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发展史，实质上却牵连着作家创作的常与变，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思路。在蒋风看来，文学史体例众多，文学史本身的缺憾可以通过多类型的文学史体例去弥补。譬如，编年史可以弥补通史“以论代史”的问题，专题史可以解决编年体无法前承后联的问题。其中，文体史也不啻为一种文学史的新体例，用文体演变来呈现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发展也是一种重构文学史的做法。在这方面，已有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如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史、学术史、论争史、社团史、思潮史等，也正亟待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做出成果。
蒋风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见证者，更是推动者。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儿童文学不再被低估，反而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但是，儿童文学的研究依然有瓶颈，例如没有独立的学科归属，没有一家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杂志，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人还相对较少……这些都需要不断突破。蒋风意识到这些问题，他嘱咐后学要再加一把火，再出一身汗，让儿童文学发出更大的光亮。他不相信成人不爱孩子，更不相信儿童文学是“小儿科”。儿童文学本身就是指向未来的文学，也是希望之学。这是他的理想，也是儿童文学学界需要正视并付诸实践的事业。